前阵子，看见“自驾阿姨苏敏丈夫首发声”的热搜标题，点开正文，读到这样的文字：

以前在家时，两个人经常吵架，丈夫有时会动手打人。因为体型的差距，苏敏打不过丈夫，见到对方，心里会忍不住地恐惧。但这次回郑州，苏敏发现，这种恐惧消失了。她只觉得丈夫陌生，但内心里不再害怕他，“感觉他离我很远了，因为我随时可以走，不是像以前一样，必须在他的影子下活着。”

这两年里，苏敏的人生半径被无限拓展，围绕在她周围的，不再是家庭、婚姻、母职，而是各种新奇的人生经验。

更重要的是，足够的经济实力给了她更多的自由。现在的ETC卡绑定的是她自己的支付宝，她任性地在各个城市的高速上穿行，不再绕国道，之前丈夫抱怨收费的电话也不再打来。

她想趁热度还在，尽量先赚到自己的养老钱，让自己老有所依：如果再过几年开不动房车回郑州，老公要还给自己脸色看，还可以有钱租房子，搬出去住；如果到时想留在云南，更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。“我这么努力（拍视频、做商务），就是为了将来不看任何人脸色。”苏敏说。

看到这些，我想起自己此前制作的一期视频，主旨就是讲女性权利与经济独立。其中，也提到了苏敏。

当时，我做这期视频，是从当下出发，追问鲁迅100年前提出的问题：娜拉走后怎样？当代娜拉的处境又是怎样？

那些离家出走的女人，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？

主体内容如下：

“人人都认为农民，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，……我不接受这个。”

“我宁可痛苦，我不要麻木，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很满足。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这就很好了。我不满足这些的，我想要充实的生活，我想要知识，我想看书，我想看电视，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——因为我不能出去。”

2002年3月23日，央视《半边天》栏目，播出了对陕西咸阳农村妇女刘小样的采访。

那是第一次，中国观众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，听到一位普通农妇内心的呐喊。

20年时间过去，刘小样依然深深触动着我。

她的故事，让我看到了我的母亲、无数普通女性，乃至所有普通人的命运。

根据国务院颁布的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》，中国妇女，已经真正顶起了就业的半边天。

与此同时，近年来，中国结婚率持续走低，离婚率却有走高的趋势。越来越多女性，正在逃离婚姻和家庭。

就业的女性越来越多，可仍然有越来越多女性要从婚姻和家庭中出走？这是为什么？

出走后的女性，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？

我重读了鲁迅的文章，《娜拉走后怎样》。惊讶地发现，鲁迅100年前提出的问题和答案，在100年后的今天，依然颇有见地。

娜拉走后怎样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

娜拉，是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剧作《玩偶之家》的女主角。

1918年6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出版“易卜生号”专刊，第一次在中国发表了《娜拉》等易卜生剧作的中译本。

易卜生热自此在中国兴起。其中，尤以娜拉的影响力最大。

娜拉“砰”的一甩门，离家出走，引发了中国妇女解放与新女性观的大讨论。

在时代风潮裹挟下，娜拉被塑造成女性解放的旗帜与象征。

一时间，中国社会涌现出大量身体或思想“出走 ”的传统女性 。

1923年12月26日，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，鲁迅发表了题为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演讲，提出他关于“娜拉出路”问题的思考。

鲁迅一针见血地说：“从事理上推想起来，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”

如果口袋里没有钱，没有经济大权，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：一是堕落，一是回来。

也就是说，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，参与了社会生活，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，才有可能真正获得“解放”和“自由”。

1920年代现实版娜拉：中国第一女影星彭剑青

1920年代，在众多离家出走的娜拉里，特别值得一提的，是王汉伦。

王汉伦原名彭剑青，出生于1903年，被公认为是中国“第一位电影女明星”。

王汉伦16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兄嫂将她嫁人。

结婚后，因遭受丈夫殴打，王汉伦提出离婚。当时丈夫给了她三百元赡养费，王汉伦分文未收。

离婚后，王汉伦成为一名打字员，后经人介绍，去明星影片公司试镜。

导演当场跟她签了演员合同。合同写明，片酬五百元，每月拿二十元津贴。

1923年，王汉伦正式加入明星影片公司，出演《孤儿救祖记》中余蔚如一角。

兄嫂知道她要当演员后，认为她辱没了门庭，大为恼火，要把她拉回苏州祠堂受罚。

王汉伦坚持自己的选择，宣布和家庭断绝关系，并改掉了姓名，她说：

“当时我颇有胆量，脱离了家庭，象老虎似的天不怕地不怕，因此，我就取老虎头上的‘王’字做姓，取名汉伦。”

1923年12月18日，《孤儿救祖记》首映，大受欢迎，开创了当时国产片的最高卖座纪录。

王汉伦一举成名。

成名后，王汉伦不仅继续饰演跟余蔚如风格近似的寡妇角色，还经常饰演敢于走出家庭、谋求独立的新女性。

1925年秋，王汉伦在《电影杂志》上发表《我入影戏界之始末》，畅谈妇女独立精神。她说：

“我中国旧时风俗与习惯，女子是依靠男子过活，并且往往受家庭中之痛苦，无法自解，究竟是何缘故？就因为女子不能自立，此种情形，我是极端反对的。我喜欢我们女子有自立之精神，自立两字，就是自养，所以做女子要自立，必须谋正当职业。假使没有正当职业，那自立二字，便成为空谈。”

王汉伦活跃于影坛的1920年代，恰也是中国现代妇女职业化的开端。

在1928年的南京，女性在职人员，占在职者总数的8.7%；1930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在9省27市的调查结果表明，女工人数已经达到37.4万人。

女性与家庭的关系，女性的人生规划，在女性职业化浪潮的冲击下，面临重构。

《玩偶之家》在中国社会引发强烈共鸣，促使鲁迅提出《娜拉走后怎样》的疑问，也说明，如何看待那些离开家庭、谋求职业独立的女性，已成为当时社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王汉伦独立新女性的形象，恰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范例。

后来，王汉伦创办了自己的汉伦影片公司，又弃影从商，开办汉伦美容院，成为中国最早研究美容术的女性之一。

1938年，《明星》半月刊称赞王汉伦，是“一位大胆、热情、豪放的中国妇女战士中的先锋。”

王汉伦的故事，正应了鲁迅所提的忠告：

“她还须更富有，提包里有准备，直白地说，就是要有钱。梦是好的；否则，钱是要紧的。……所以为娜拉计，钱，——高雅的说罢，就是经济，是最要紧的了。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，但能够为钱而卖掉。”

当代娜拉：马泮艳、余秀华和苏敏

不知不觉，我们来到了2020年代。

在当下，男女平等，似乎早已是天经地义的常识。

不过，在平静的水面下，仍有数不清的女性在抗争，在出走。

这些当代娜拉的命运，也关系着我们所有人的未来。

我要介绍的第一位当代娜拉，是重庆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，马泮艳。

马泮艳生于1988年，9岁时，她的父亲被患有重度精神病的母亲误杀。

此后，她跟姐姐、妹妹一起，寄住在大伯家。

12岁，马泮艳的大伯，以7000元钱和500斤大米的代价，把她卖给了别人做童养媳。

2002年，14岁的马泮艳怀孕。她不想让孩子出生，也不敢真的去打掉。

在本该上初中的年纪，半推半就地当上了未成年妈妈。

2002年10月，马泮艳产下一女；2007年8月，又产下一子。

2016年，28岁的马泮艳，经历4次逃婚，又在外地漂泊躲避8年后，终于成功离婚。

离婚后，马泮艳的人生，依然不顺。

她为新男友生下一个女儿，对方却卷钱跑路。

她只能独自抚养患有癫痫和自闭症的女儿，独自面对社会压力。

谈及个人现状时，马泮艳说：

“这些年，我一直靠着好心网友的捐款和政府抚恤金生活，开了一家水果网店，但效益不好，虽然艰难，但也算活下来了。”

如今，她活跃在豆瓣上。时常分享女儿的动态，也时常为自己的水果店打广告。日子不易，她要努力挣钱。

在那篇演讲中，鲁迅说过：

“一个娜拉的出走，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，因为这人物很特别，举动也新鲜，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，帮助着生活。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，已经是不自由了，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，便连同情也减少，有一千一万个出走，就得到厌恶了，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。”

相较于马泮艳，诗人余秀华的经历，或许能让人看到一点希望。

2015年，余秀华的诗作引发举国关注，她也因此一举成名。

因为先天残疾，成名前的余秀华，几乎失去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力。

被迫从高中退学后，父母便开始张罗她的婚事。

19岁那年，比余秀华大13岁的尹世平来到余家，成为上门女婿。

没有爱与尊重的婚姻，是一滩血污。成名后，余秀华努力办成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与尹世平离婚。

余秀华成名后，得到的最实际收获，是一笔数目可观的稿费。

稿费一到，她立马提出离婚。

她几乎把所有稿费都给了丈夫，承诺给丈夫在村子里盖一栋楼房。

2015年12月14日，二人拿到了离婚证书。

离婚后，余秀华的名声并未消散。

她的诗作经受住了时间检验，越来越多人，开始喜欢她的诗，也喜欢上她直爽的脾气。

2022年5月，余秀华与90后男友的婚纱照，引发关注。她，看上去很幸福。

结果我们已经看到：余秀华与她的90后男友，终于还是不欢而散。

除了马泮艳和余秀华这样相对极端的例子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

还有很多普普通通、无名的娜拉，比如苏敏。

2020年9月24日，56岁的苏敏，开着她的白色汽车，逃离了婚姻，也逃离了丈夫无尽的谩骂和暴力。

结婚伊始，苏敏一家三口的开销，全靠丈夫每月500元的工资。

每到月底，丈夫都会盘问钱的去向，精细到一分一毫，像审犯人。

据苏敏女儿回忆：

“爸爸的钱从来不给她用，家里开支全部用妈妈自己的钱。爸爸对妈妈总是打击、谩骂、动则就是暴打一顿。只要他在家，妈妈说话走路做事都小心谨慎，生怕找来一顿打。……（妈妈）始终不离婚，即使是被爸爸打得全身是伤，她也没想过要离开家。”

随后几十年，苏敏一直在追求经济独立，争取在花钱方面不仰人鼻息。

为此，她做过裁缝、清洁工、超市促销员、送报工……她去建筑工地跟人一起建房子，像男人一样扛着水泥挑着砖头。

在一家超市打了两年工后，在女儿和女婿的赞助下，苏敏凑齐了首付，分期付款买了一辆车。

但丈夫以接送外孙为借口，将这辆车据为己有。

每当苏敏想要用车时，丈夫都会像防贼一样，先一步把车开走。

这次逃离前，苏敏夺回了这辆车的使用权。

自驾出走的第一个月，苏敏一共驾驶了1000多公里，她的脸上也拥有了结婚以后次数最多的笑容。

苏敏说，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、真正的“自由”。

其实，2020年代的娜拉，已多到我们无法穷举。

比如，被困在关中平原上的刘小样，比如你我的母亲、阿姨、乃至某个不相熟的同事、邻居……

很难说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究竟是在进步还是退步了。

但我时常觉得，虽然已经相隔100多年，当年甩门而去的娜拉，依然像幽灵一样，游荡在这片大地上。